围绕着从旧金山到上海，从拉各斯到伦敦的二十一世纪住房危机问题的各种大众演讲和政策宣讲，由于 “房租高得太离谱了!”的口号而变得生动起来。作为一个湾区的居民，我可以亲自证实，房租的确太高了。

  诚然，它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但它开启了一个潜在的陷阱。自由派政客和“新都市主义”智囊团承诺通过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房租过高的问题。他们表示这将使减缓租金的急剧上升或使其保持稳定。他们传播那些讨论供需关系、包容性分区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文件和博客文章。从而使得许多在高度通胀的城市租赁市场上的工人，将这些技术微调手段视为仅有的缓解住房危机的选项。

  某些以改革为导向的斗争，特别是那些围绕着控制房租和扩大社会福利住房供应的斗争，为当地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但对于总体形势的判断，我们不应该心怀顾忌。

  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全世界内公开地大声疾呼：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够满足我们对于高质量，可负担的住房的需求。原因直截了当：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利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土地和住房被视为商品，基本的货物和服务。它们能被购买，租赁和销售以获得利润。就像所有资本主义下的商品一样，利润导向支配着住房的生产和维护。

  利润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命脉，卡尔马克思用字母“M-C-M”(即“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来描述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抽象的公式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在于创造商品，商品只是一种为了让资本家取得比其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货币的一种手段。

  换句话说，资本家并不是根据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数量或质量而钟情于某一行业的，而是根据他们是否盈利。

  这对住房意味着什么?建造和维护住房显然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公司，抵押贷款机构和房东的首要目标。住房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媒介，资本能够最终靠这个媒介来再生产自身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公司，抵押贷款机构和房东可以借此赚更多的钱。

  当社会主义者拒绝接受存在于消费品和工业生产领域从汽车和计算机到钢铁和大豆的利润导向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拒绝接受“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利润动机。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维持可生产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所必须的那些活动与服务，例如住房，医保，育儿，养老，教育等。人类劳动的这些领域在历史上是无偿或酬不抵劳的，并且这些负担往往落在了工人阶级妇女的身上。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社会再生产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慢慢的变成了资本主义增长的首要战略，并且将自由市场扩张到护理工作的领域。特许学校的扩大，供水系统和其他基础公共设施的贱卖，大学学费的飙升，“公私合营”的基础服务，以盈利为目的的养老服务，以及401(k)退休计划(译者注：401退休福利计划，是美国于1981年创立的一种延后课税的退休金账户计划)的出现只是这个趋势的几个例子而已。

  在2000年代中期，住房抵押贷款的高度金融化是一个最有力的例子，用以说明将住房当做一个投机的商品是如何急剧上升到失控的，而基本必需品的供给又是如何被荒诞地扭曲的。

  2007-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许多自由派资本家认为针对次级贷款市场的更完善的法规或许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危机最坏的那些方面。即使可以借此理由来迎接这样的法规。但在资本主义下，房价的不断波动将永远都不可能消失，因为繁荣萧条的周期是任何资本主义商品所固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高档化(gentrification，译者注：是城市发展的其中一个可能现象，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转变过程可能因着重建速度而需时多年，但引申的结果是本区生活指数提高，原居住的低收入者最后可能反被新迁入的高收入者歧视，或引致原居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离往更偏远或条件更差的地区维持生活。)和白人群飞(white flight，译者注：白人群飞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的术语，开始于20世纪中叶，并应用于欧洲裔美国人从种族开始多元混杂的城市都会区大规模迁移到郊区或远郊地区。该术语最近被应用于其他白人迁移，从老的内城区向农村地区，以及自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到气候温和的东南和西南地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该考虑处理其根源的商品化住房制度问题，而非是针对该问题在商品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有表现进行斗争。

  当房价下跌，房东只有少数的动机对房屋进行适当的保养和维持，许多工人阶级房主发现他们的房子缩水了，也就是说他们欠下的贷款多于房屋本身的市值了。除此之外，依赖财产税收提供社会服务的地方政府被迫在这些服务最被需要的时候对它们进行了削减。这些社区的公立学校、就业计划和医疗保健均遭受了损害，它们都是由财产税收提供的，这导致了更低的房产价值和进一步的投资减少。

  当房价上升时，比如我们目前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城市地区所遇到的泡沫。工人阶级群众的银行账户被挤压，被迫流离失所，并遭受愈演愈烈的治安管制。在这样的上升中，利润动机成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下，满足我们住房需求的一个有力的限制因素。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建造或租赁房屋，永远都不可能像高端市场那样获利。

  在土地价格特别高的城镇地区，这种紧张加剧了。为什么一个私人住房开发商要在旧金山购买一间昂贵的单间公寓，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每月1130美元出租?而它的中位数几乎是3300美元?那这商业意识实在是太差了。

  投资者，房贷银行，房地产开发者和房东对工人阶级租客和房主进行欺压，并非只是因为资本家们都是刻薄的人(尽管他们的大多数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去持续积累利润并再投资，就会被行业淘汰。即使他们愿意，房东，开发商和投资者也负担不起在一个残酷的城镇住房市场照顾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个市场里充斥着其他试图将他们挤出去的资本家。

  许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声称，通过放松调节和给予私人开发商巨额的税收优待，我们就可以为目前的住房危机“找到出路”。但是城镇地区高昂的土地费用是这样的设想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是投资高端房屋，这些住房的租赁和售卖可以令他们赚取的利润超过巨额的土地，材料和建筑工人的成本。对政府而言，在这样的住房市场下设计可负担的住房的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大幅补助开发商资本家和房东。那么，政府取消中间商，亲自建造房屋或为住房亲自提供资金，保证以一个可负担的价格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这样的做法不是更说得通吗?

  这种公共建造、经营的“社会住房”远远优于私人所有并进行公共补贴的“负担得起的”住房。这类补贴住房也将面临利润动机的压力。这些开发项目不太可能进行适当的维护，而如果基础的土地继续升值，这些住房便会基于压力转而以市场行情报价出租或作为公寓变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借助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译者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住城部，是美国内阁部门之一)的公共融资和低收入的住房税收抵免政策(the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建造了300多万套可负担住房。但因为许多可负担性的必备条件与这些融资相绑定，并将于15年后到期失效,所以自1995年以来，已有超过35万套住房被转换为“市场行情报价”住房。根据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the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估计，我们每年大约损失15000套可负担得起的住房，转变为市场行情报价住房，而随着城镇地区住房成本的上升，这一数字只会继续增加。

  社会主义者应该避免“邻避效应”(NIMBY)(Not In My Back Yard，NIMBY，译者注：直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是指具有负外部性效应的公共设施产生的效用为大众所共享，而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却由设施附近居民承受，造成社会生态的不和谐，提现空间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导致公众心理上的隔阂，因此极易引发居民，不但极大阻碍了公共设施的建设，而且影响社会稳定秩序的现象。)的陷阱，即以会破坏房主的视野或“改变社区的特征”为理由反对进行新的住房建设。考虑到我们的项目要在密集、宜居的城市社区建设大量漂亮的社会住房，这一点尤其重要。

  但我们也需要避开有害的YIMBY主义(yes，in my backyard的缩写，译者注：是与NIMBY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一种支持发展的运动。通常支持在住房成本已经上升到没办法承受的水平的城市中发展住房，而不是扩大城市扩张。经常寻求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更密集的房屋，或将大型购物中心等陈旧建筑重新用于房屋建设)，它坚持认为，只要我们允许资本家和开发商建造更多的房屋，他们就会乐意为咱们提供充足、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并且认为许多分区法规都是愚蠢的，无法广泛地有利于健康和可持续的城市空间，但我们不应该相信技术上的分区立法是我们住房危机的根源这一说法。真正的根源是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通过其对投资的垄断，在住房等人类基本需求上挟持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有资源为所有人提供稳定、安全、免费或近乎免费的住所。资本家拒绝满足这一基本人类需求，因为这永远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他们容身于该行业所必需的利润。

  我们必须对经过民主地规划、维护的社会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资本家和房地产开发商永远都不可能这么做。我们一定要征收他们的不义之财通过向他们和我们社会中所有其他的富商巨贾征税然后自己动手来做。